Archive for the ‘阅读’ Category
Borges Saw
” I saw the populus sea,
saw the dawn and dusk,
saw the multitudes of the Amercias,
saw a silvery spider-web at the centre of a black pyramid,
saw a broken labyrinth (it was in London),
saw endless eyes, all very close, studying themselves in me as though in a mirror,
saw all the mirrors on the planet (and none of them reflecting me),
saw in a rear courtyard on Calle Soler the same tiles I’d seen twenty years
before in the entryway of a house in Fray Bentos,
saw clusters of grapes, snow, tobacco, veins of metal, water vapor,
saw convex equatorial deserts and their every grain of sand,
saw a woman in inverness whom I shall never forget,
saw her violet hair, her haughty body,
saw a cancer in her breast,
saw a circle of dry soil within a sidewalk where there had once been a tree,
saw a country house in Adrogue,
saw a copy of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liny (Philemon Holland’s),
saw every letter of every page at once (as a boy, I would be astounded
that the letters in a closed book didn’t get all scrambled up together overnight),
saw simultaneous night and day,
saw a sunset in Queretaro that seemed to reflect the color of a rose in Bengal,
saw my bedroom (with no one in it),
saw in a study in Alkmaar a globe of the terraqueous world placed between
two mirrors that multiplied it endlessly,
saw horses with wind-whipped manes on a beach in the Caspian Sea at dawn,
saw the delicate bones of a hand,
saw the surviors of a battle sending postcards,
saw a Tarot card in a shopwindow in Mirzapur,
saw the oblique shadows of ferns on the floor of a greenhouse,
saw tigers, pistons, bisons, tides, and armies,
saw all the ants on earth,
saw a Persian astrolabe,
saw in a desk drawer (and the handwriting made me tremble) obscene, incredible,
detailed letters that Beatriz had send Carlos Argentino,
saw a beloved monument in Chacarita,
saw the horrendous remains of what had once, deliciously, been Beatriz Viterbo,
saw the circulation of my dark blood,
saw the coils and springs of love and the alterations of death,
saw the Aleph from everywhere once,
saw the earth in Aleph, and the Aleph once more in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in the Aleph,
saw my face and my viscera,
saw your face, and I felt dizzy, and I wept, because my eyes had seen that secret,
hypothetical object whose name has been usurped by men but which no man
has ever truly looked upon: the inconceivable universe.
I had a sense of infinite vereration, infinite pity.”
——太美了！
有点天真
今天又给McQueen工作室打了一串电话，还是被推诿。心里有点不高兴，觉得自己开始的时候把写稿和媒体工作的难度想的太简单了。写东西对我来说不是太难的事情，尽管现在中文不如以前好，但稍加操练还是可以很快找回感觉。但联络图片和采访，我却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我有点天真了。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做的事情。
中午回到公寓附近的一个小馆子吃饭，因为那里离BBC总部不远，每天都有很多新闻人和记者去吃午餐。我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和业内人士聊聊天什么的，果然真被我撞到了机会，旁边正好坐着一位身着格呢西装米色窄腿裤的男士。我瞟了一眼他随手丢在桌上的胸牌，是个新闻制片人。立刻借机和他就眼前的沙拉闲聊了起来。说了一会，才假装看见他的胸牌掩口惊呼他的职业，然后把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如何与那些大腕PA打交道的问题上。哈哈，估计人家老奸巨猾的新闻人早就看出我是傻乎乎的愣头青了，不过他还是蛮好心的，慢悠悠地跟我说了不少tips。我后来细想，其实总结下来，无非就是一句话：作为八杆子打不着的外国媒体，如果想要到东西，必须要脸皮够厚。因为人家跟你没什么利害关系，也犯不着帮助你义务劳动。
说实在话，真的干哪行都挺不容易。我在英国这些年学习工作都只是浸淫在建筑工业里，对别的行业不是很了解。这不像在北京，毕竟家人朋友一大堆，各行各业干什么的都有，就算自己不染指的那些领域，多多少少也是有些风闻，耳濡目染下来总能感觉到个大概，知其主要精神。可在这里，自己的社会关系很有限，触角所及范围大打折扣。而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把触角伸展到四处的人，认为这是成熟、扎根以及具有力量感的标志。这次接下这个写稿的工作，是想再从别的途径去了解和感受这个社会。没想到可真不容易，这就是人微言轻吧。坦白讲这是我最恨的一种感觉，小时候总会选新闻人做男友，开始还不明白这种巧合的心理来源，后来才意识到我喜欢他们具有话语权的那种风范，而就我自己的职业，建筑是有相当专业权威性和权力的工作，令我相信只要有出众的创造力和完美地执行能力自然可以说一不二。赫赫，我还是太喜欢自己做主和自己控制了。好，不说这些！就事论事。再试试吧，别轻易放弃。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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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转一篇三联主编对办刊的思考，这位主编也许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作者，却绝对是出类拔萃的编辑。三联确实办的好，关键还是有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发行增幅缘何每年超20%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方式叫做独立经营责任制，在三联书店的领导下实行年度预算、独立经营。
《三联生活周刊》走过的道路有几个阶段：从开始创办的1996年~2000年是半月刊；2001年开始改为周刊，最初是64页，之后由64页增至80页；2005年，《三联生活周刊》变为综合性周刊，篇幅从80页发展到220页再到现在的260页。从这本杂志的发展阶段来看，真正走出瓶颈是2005年，从新闻性周刊转为综合性周刊。2005年，《三联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还只有5万册，2005年到现在，基本每年的增幅都超过20%。
纸质媒体生存的可能性
大家都在说纸质媒体是夕阳产业，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论断没有错，而且这个论断已经在美国的媒体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美国的三大周刊中，《美国新闻报道》基本上已经变成月刊，《新闻周刊》准备变成半月刊，《时代周刊》是唯一稍好的，但发行量也在下滑。大众化媒体在下跌、在消亡。同时我们看到，经济类期刊在4年里有上升的势头，《纽约客》原来并不好，但广告在上升，经营业绩在上升。面向高端的《华尔街日报》相对来说也比较坚挺。因此，我认为纸质媒体的时代尤其是刊物，如果不走高端路线是很难生存的。
首先，传媒现状出现变化。大家都很清楚，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对纸质传媒的影响力非常大。为什么这么说？网络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过去我们从报纸上看新闻，网络出现后，任何一个新闻发生后，网上马上就有专题出现，报纸的市场正在被互联网抢夺，抢夺之后报纸就开始出现深度报道。比如，《南方周末》的文章都较长，报道常常是一万字的整版。这种一个版的深度报道，就像是原来期刊的深度报道。以往，电视不做深入报道，因为有互联网这样的传播模式出现，电视业也在往深度报道上发展。当被互联网、被电视、被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周报抢夺市场时，如果我们的期刊还停留在过去的理解上，那么，这样的信息传播肯定是没有优势的。读者会去看变化，稍微深度的变化看电视、看周报，为什么要看杂志？这也是美国三大周刊发行量大幅度下跌、广告量大幅度下跌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读者成长的原则出发，面向高端读者的刊物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读者是趋众性的，读者永远是往上走的。当一个小女孩阅读媒体的时候，她可能会选择面向中学生、面向大学生的杂志；当她成熟了，变成一个成熟的女性，她就会觉得一些稍微低端的期刊所表达的思想和信息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一本高端的刊物会让一般的读者觉得深奥，但大多数读者是往深奥方向走的。为什么《三联生活周刊》从创办到现在也十几年了，受众每年都是在不断地成长？虽然现在越来越分众，但实际上大多数读者尤其是高端领域，他是渴望成长的。他希望看到他的理解达不到的内容，如果内容达到了他的理解程度，他就不需要再去看信息。这是我们对读者高需求的一个理解。
反过来说，高端读者从其本身的消费能力、影响能力来看，可成倍扩大刊物的影响力。如果说，有10万个读者是高端读者，他的消费能力、思想能力、影响能力都会远远高于50万个低端读者。我们有很多刊物面向中学生，但最后的结果都是越办数量越少。为什么？因为中小学生的思想能力、成长能力远远不如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有影响力的人。
这是《三联生活周刊》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我们始终认为，要面向最高端的读者，哪怕是让这些读者觉得《三联生活周刊》阅读起来困难，但那正是我们的依靠。当大家觉得这个杂志没有阅读困难的时候，那这个杂志提供的信息就不是可以引领别人的。你的知识、信息量能够超越一般人的理解，才有可能脱颖于站在前面人的阅读，站在前面的人带动后面的人来追赶前面的人。
杂志既然要走高端，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电视、报纸不能深入和超越的地方。互联网是什么？互联网最典型的是谷歌时代或者百度时代，我们的知识、信息都可以通过谷歌、百度来搜索。表面看，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你不了解信息，通过谷歌一搜索，只要看10页，基本上就可以了解到信息。但我跟《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记者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创新谷歌上的内容，如果能够创新谷歌上的内容，你就变成了一个生产者，一个有用信息的生产者。现在无用的信息太多，我们被大量的无用信息所遮蔽，大多数人在消费谷歌上10个页面一般性的信息，《三联生活周刊》要做的事情是能够提供一般性信息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如果你能够提供一般信息不能提供的内容，那一定能够吸引读者。当然，这对编辑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纸质媒体如何在互联网时代生存？互联网时代是从1995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快15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不认为新浪、搜狐能够替代《三联生活周刊》。电视也没有影响我们，报纸上的内容仍然可以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选题。我们如果可以变成各个媒体再创造的对象，你的影响力当然就不会被他们所遮蔽。所以在这样一个竞争的时代，纸质媒体要能够保存下来，一定要体现纸质媒体自身的特点。纸质媒体作为经典存在，它要有文献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它一定会被一般性所遮蔽。
2009年，所有媒体都在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选题，那就看谁能做好。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到一般媒体做不到的，不会被别的媒体所遮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走高端道路。
关于厚重和杂的问题
有人说杂志不杂就不叫杂志，这和我关于重的观点是相反的。我们说重的观点，比如说专刊《中国》，整本刊物就是一个内容，就是中国，没有任何别的内容。比如说2008年做的奥运会开幕式专刊和汶川地震专刊，我们都取消其他专栏，整本刊物就是一本书的形态，不是杂志的形态。当然这是它的特殊性，因为专刊是《三联生活周刊》操作的特殊新刊。《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的专刊在广告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009年12月是我们广告量最高的，这属于2009年的特殊情况。2009年我们广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一般这个月份广告都很少，但9月广告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紧接着就是12月，每期广告量加起来都达到65页，因此一个月的广告量就达到了200多页。从专刊的情况来讲，这其实是一个特例，常态并不都这样。
杂志的杂是指它的丰富性，杂志的丰富性一定要以重为主，如果没有重量，杂志的丰富性是很轻浮的。《三联生活周刊》有生活的栏目、声音的栏目，有的人说这些都是我最爱看的栏目。也有办刊人说，我就做一本生活原著，可是这样的刊物没有人买。为什么？在我看来，这些栏目很有趣、很好，有很多女性读者很爱阅读，如果整个刊物都是小品，没有大餐，怎么能够成宴席。在常态情况下，《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内容在我看只能算是空谈，是配餐不是主菜，主菜一定要是大餐。我们一定要保证主菜足够的硬，才能使这些软性的、丰富的东西围绕在它的周围形成一个很好的解读。如果没有硬度，都是风花雪月的东西，都是那样很轻的东西，没有大餐，也就缺少影响力量。作为一个媒体来讲，要竞争首先是要有话语权，话语权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当遇到重要的报道，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所有媒体的竞争领域中，如果不能处在一个领先的地位、绝对优势的地位，那就不可能取胜。
我的观点是，对于像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样的事情，要用整本，你做30页的篇幅，我就要做300页，你投入10万块钱的成本，我投入50万元，甚至100万元。我的投入绝对比你高，从我的质量上、思想量上要比你多很多。媒体竞争到最后还是话语权，就是对社会的影响能力，在重要的报道上，当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同一个话题的时候，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或者所有的媒体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能够事先提炼出来。
重的问题是站在这样一个结构上，没有重，轻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成为宴席。媒体的广告量、发行量首先在于话语权，如果没有话语权，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你也没有广告量，也不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你没有气势，也不可能有读者来跟随你。2009年销售量排名第一的专刊《建国大业》，我们的体量超过了所有的媒体，那你一定是压倒他的。
关于传媒的性质
传媒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传媒是传递信息的。实际上，我们比拼的是传递信息的手段，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互联网，比如说《时尚》、《三联生活周刊》、《财经》，不同的媒体会寻找不同的传达手段。实际上，我们来讨论的只是传达的方法而已。
你选择什么样的传达方法来满足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作为传播手段、作为一个媒体，你的传播对象是两个，一个对象是读者，这是直接的对象，你是为读者服务的。为读者服务的同时还有一个读者就是广告客户。人们常常觉得广告客户跟读者是对立的，其实广告客户也是读者，广告客户的内容和读者的内容本质上并不矛盾，只不过看你作为一个办刊人怎么理解广告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广告客户会选择媒体，你的读者群决定了你广告内容的投放。现在成熟的广告客户都会做很详尽的分析，你的杂志在哪儿发行、你的读者是谁、你的发行量是多少，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你没有办法都满足。另外，他要了解你的读者群，实际上你培养了一个高端客户群，如果跟你的高端广告是能够合拍的，这就会是一个互助的关系。
对读者来讲，不认为广告是信息，其实你登的广告页面也是一种信息，比如时尚杂志大部分内容是硬广告和软广告，它介绍的是产品和产品发展的趋势。比如，《第一财经周刊》、《三联生活周刊》都是直接面向广告的，它提供公司信息、企业信息，这也是在传播信息。《华尔街日报》大量内容都是广告，所以不要把广告客户和读者对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探讨，也有做失败的、也有做成功的。2009年，整个广告形势不太好，我们也对广告做了一些倾斜。比如，在2009年的春节前夕，我们推出过中国白酒地理专题，杂志销售量很好，因为我们做的不是白酒的广告，我们做的是中国的酒地理。为什么茅台酒生产的地方出了这么多的酒厂，这个“地理”就有很重要的影响。
如何理解传媒，对于我们理解期刊也是一个帮助。如果不能理解传媒这两个字的意义，我们就不可能来理解期刊。
《三联生活周刊》是一个很特殊的刊物，现在办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模式很难模仿。第一，创办的时候成本低。我们刚开始创办时，编辑部一年的费用也就100万元，但如果像现在这样，一年编辑部的费用最起码300万元以上。《三联生活周刊》用100万元起步，一直走在比较保守的高度，他的编辑队伍比较精干，现在为止编辑部的人员也不超过60人。我个人认为，《三联生活周刊》走的是保守的道路，保守的道路在大跃进的时代可能有一定的优势。
在路上
这回在哥本哈根现代艺术馆还看了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摄影展：“Jacob Holdt眼中的美国”。
在现场每一张每一张观看这些真实反映美国70年代社会现状的照片，我的感觉除了震撼还是震撼。这是wiki上对Jacob Holdt的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可谓惊心动魄，一切的缘起是1970年代他装着40块美元就踏上美国大地的旅行。大家自己看吧，我就不转译了：
Jacob Holdt (born 1947 in Copenhagen, Denmark) is a Danish photographer, writer and lecturer.
Passing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with $40 in his pocket, Jacob Holdt was shocked and fascinated by the social differences he encountered. He ended up staying in the USA more than five years, criss-crossing the country by hitchhiking more than 150,000 miles and recording his impressions on film.
He sold blood plasma twice a week to buy film. He stayed in more than 400 homes – from the poorest migrant workers to America’s wealthiest families (for instance, the Rockefellers) – recording these encounters over 3000 photographs taken with a cheap camera. His work captures the daily struggle of the American underclass and contrasts it with images of the life of America’s elite. Upon returning to Denmark in 1977, Holdt began lecturing on social dif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blished a book: American Pictures ISBN 87-981702-0-1, which is available on Holdt’s website. He later presented his slideshow at over 300 college campus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2] [3]
American Picture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youth in Scandinavia and Germany, and the Communist bloc saw a chance to use his work against President Carter’s human rights campaign. Holdt was approached by the KGB a few months after his slideshow became a success and he saw a chance with the help of the Soviet Union to penetrate the Marxist bureaucracy in Angola. Here it was his intention to spend the money earned from American Pictures in building a hospital in support of the anti-apartheid struggle.
However, when 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1977 the KGB revealed to him that it was their intention to use it in an all-out campaign against Carter to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human rights were just as bad off in America as in Russia. Only a month after its publication Holdt therefore hired his lawyer, Søren B. Henriksen, to stop his own book all over the world. Except for Germany, Holland and Scandinavia, where they already had contracts with his Danish publisher, he managed to stop it, and did not release it again until the end of Communism.
As a result of losing most of his expected income from the book, Holdt could not finance a hospital, but only a nursing school built for the Namibian resistance group SWAPO in Kwanzu Zul in Angola with matching fu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Zimbabwe in 1982 he also supported projects there.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e was briefly accused of having been a KGB-agent, but it was easy for his publisher, Dagbladet Information, to show that he had actually worked for the other side and had even flown President Carter’s human rights envoy over to approve his film manuscript intended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Since 1991, Holdt has worked as a volunteer for CARE in several third-world countries. He has continued to document the lives of those in poverty while working for CARE.
His most recent projects have also focused on white supremacist hate groups. Holdt spent time living with leaders of the Ku Klux Klan and photographing their daily lives. Holdt is sympathetic with the people he encountered in these groups, pointing out that most grew up under marginal circumstances and often were victims of child abuse. Holdt emphasizes the similarities in background between white supremacists and poor minorities.
Holdt’s ability to captur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filthy rich” and poverty in America resulted in him being nominated as one of the four shortlisted photographers for the Deutsche Börse Photography Prize 2008. At the exhibition at The Photographer’s Gallery in London Holdt presented his photographs for the prize in an effective and mesmerizing slideshow – each image beamed onto a plain white wall in a darkened room, immersing the audience in the dark and dreary world of poverty and maximizing the impact.
Holdt lost out on the prize to the photographer Esko Männikkö from Finland.
From 02.10.2009 until 07.02.2010 Holdt’s pictures were exhibited in 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
前一阵子，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去世了。这本小说我只粗粗翻过，没认真看过，但其中的精神内核我想我是能够体会的。虽然我的个性决定了自己会走一条遵守社会规则，承担世俗责任的道路，但对于这些常人口中的离经叛道者，我特别理解和支持（但不羡慕）。也许只有在丹麦这样民主自由风气盛行的国度，才有可能产生出很多象Jacob这样用自己的整个人生去行走的人。他把自己的生活交织到了他的旅行和他的观察中，和所有拍摄对象都是零距离接触。因此那些简陋的照片才会如此震撼。他用自己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去碰撞过了，用自己全部的时间去度过过了。这种投入生命的方式是那些所谓的世俗成功没有办法比拟的。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做自己, 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这样子的话，无论你选择去行走或者安居，选择面对外部世界或转向内省，你的内心都将是充盈丰满而坚定快乐的。
和神经科学家在一起
周五有一个和行为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起召开的研讨会，我们unit14有6个被邀的名额，因为我的project关于空间意识问题，所以也将参加。刚刚在网上查资料，看要过来的科学家们和我们这边人的发言主题，看的挺兴奋：
Peg 主要会讲康德和博格森的时空哲学：包括康德著作中如何通过书写对时空的“感觉-思考”，来讨论建筑和神经科学对空间和几何思考的建构；还包括博格森对物质和记忆的拓扑性的讨论。
John O’Keefe 会讲空间的神经哲学化概念及其在大脑中的表述：在哲学范畴里,一直存在两种对空间认识的不同观点: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人对空间的认识建立在感觉和行为的相互关联上,但康德一派却认为人对空间概念的认识是内向性的，后天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先天已有的基本形态上的。而现在神经科学已经为这两种说法都找到了证据。
Niall McLaughlin 会讲他们专为老年痴呆病人设计的看护中心。其中包括他们对这些病人对空间体验的调查。
Kate Jeffery 讲大脑不同区域神经元对记忆和空间意识的影响。特别关注垂直空间和水平空间认识是否有区别的问题。
Ruth Conroy Dalton 空间句法。
Hugo Spiers 我们如何在大型城市中以空间特征为自己导航。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思考图示和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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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14这一组，因为这组确实真适合我，可以接触很多科学素材，与其他院系又有很多互动。特别刺激好玩！
贴一些上月在哥本哈根workshop的照片吧。这个一周完成的装置原型并不是太成功，不过帮我熟悉了一遍感应器和arduino的关系。基本原理是：通过感应人在探测装置下移动的情况，送风管会转向，从而影响每个探测体两翼的平衡；而每个探测体又与其相邻其他探测体相互作用。在最完美的状态下，只要有人在装置下走动，整个matrix就应该保持永动（不过最后没实现，因为coding始终有问题）。
坐在外面干活的我们
集体照，没一张清楚的，靠
觅句欣有得、此生未全贫
我们的大脑更爱三角形
推荐一个博客
我这原计划写论文的夜晚从2点开始就被一个女孩子的博客收缴了。
推荐：鹌鹑的窝
粗略地翻了一遍，挺喜欢！这个女孩子好爽，没有一点唧唧歪歪，写的都是饱览世界奇闻异景的见闻感受。从前后行文里知道这是个在顶级矿业公司做管理层的姑娘，04年前后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正是这份薪酬稳定优渥的职业保证了她多年来独自一人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处行走。边走边写。
这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华文非职业旅行写作者，女孩。一般旅行作者都是职业记者或者自由撰稿人，很少象她这样还能保持一个固定职业的例子。想想都知道有多累，让我很佩服！
大概因着我自己的职业和理想，我和她是走在完全不同道路上的人。不过知道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存在，我内心也很受鼓舞！
Unstable equilibrium in 2010(Quote from Robert Peston’s blog)
小妍和静中去河边看一年一度的新年焰火了，这让我想起05-06年的元旦前夜，那是我唯一一次到河边看从伦敦眼上释放出的焰火。当时整个河边响彻massive attack的tear drops，天下着小雨，细密的雨丝似乎都被节奏强劲又诡异的音乐震的轻颤起来。焰火结束以后一切公交都停运，巨大的人流在街上缓缓地移动，我懵懵懂懂地被裹在人流里，心里填满了那种热闹散去之后的空旷和寂寞。今天我没去，留在家里写博客。心里有话必须要写在日记里，7号就要出发去哥本哈根，恐怕也没旁的时间了。
今早看到Peston的这篇新博，又忍不住一阵感慨，想起几天前在曼城的时候，我还在跟小虾说：“你说要怎样才能拯救这个衰败的国家？！”（我知道看官们看到这句肯定会笑——我真是吃饱了撑的忧国忧民，居然忧的还是英国，赫赫）小虾斩钉截铁地说：“没法儿拯救，就等着咱们伟大祖国来把它殖民了吧！”（哈哈哈哈）作为一个旁观者，从2005年来到英国到如今的2010年，我也算是亲身见证历史了吧，Peston在文中提到的这四年：兴旺的’06–过热的’07–危机的’08–破裂的’09，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实实在在身有体会，07年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和09年秋风扫落叶般的失业浪潮我们都经历过了。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些社会巨震中就显得更加脆弱更易受冲击，不过就象我老爸说的：30岁前经历，30岁后参与。所以我倒也练出来了，不在乎年轻的时候受这点惊吓。反倒自得其乐津津有味地看起了眼前这个国家和所谓的western world的兴衰变化，别说，还真挺精彩的，象逐渐摊开并清晰起来的一幅图画。
Unstable equilibrium in 2010
Robert Peston | 19:26 UK time, Wednesday, 30 December 2009 Comments (105)
Prognosticating about the ensuing 12 months was like shooting fish in a barrel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big facts about the noughties were first that there was too much cheap money sloshing about, and then – inevitably – that there was too little.
So my predictions for 2006, 2007, 2008 and 2009 were “boom, overheating, crunch and bust”, respectively.
Wobbly me
But for the first Hogmanay in ages, I have little confidence in what the coming year will bring for business, for savers, for investors and for borrowers.
Why am I so wobbly? Well, it is because of the manner by which we avoided a depression in the UK, the US and much of Europe.
With banks, non-financial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all de-leveraging, all trying to reduce their huge and unsustainable debts, a massive economic heart attack was avoided by a reduction in official interest rates to almost zero, to ease the squeeze o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by increases in public spending.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any fall in private-sector indebtedness has been offset by a rise in public-sector indebtedness.
Which means that viewed across all economic sectors, the UK and the US are still submerged in debt: the aggregate borrowing of households,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is equivalent to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we produce, still greater than at any point in peacetime history.
Patient creditors?
If you add to that the liabilities of banks that should be viewed as unsustainable because they are provided or guaranteed by the state, then the indebtedness of much of the West can be seen as greater still.
So the big intolerably uncertain question for Britain and America (and for Greece, Ireland and others) is can we reduce our debts in an orderly way – one which would be gruelling for us, as we save more and consume less, but not unbearable?
Or will our creditors lose patience and demand their money back – in which case we would have to pay massively more for credit while draconian cuts in government and household spending would be forced on us?
To put it more succinctly, we are balanced precariously.
The most likely tilt on the axis takes us to an indeterminate period of low growth, which won’t be painless – because our standard of living and public services would stagnate and unemployment would continue to rise.
But we cannot discount a violent tilt in an altogether more unpleasant direction, where sterling would plummet and the cost of borrowing for government and for us would soar.
What’s worse, our fate is not wholly in our control.
We could be a domino knocked over in a chain reaction started by the default of another too-indebted nation.
Or we could be victimised by investors if the current recovery in property and share prices came to a sticky end, since that would lead to further losses for our still rickety banks.
Or inflation could rise faster than the Bank of England expects, which would force it to put up the official interest rate in a manner that dangerously sucked out all that additional cash given by it and the Treasury to consumers over the past year.
Or we could become a pariah for investors if the resolve of the next British government to reduce public-sector borrowing was doubtful.
To put it another way, we’re probably in for a period of low growth and slow steady recovery – but a further shock cannot be wholly discounted.
What price shares and gold?
There are also huge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outlook for assorted financial markets.
Take share prices. Even after rising 50% from their lows of early 2009, they don’t look particularly expensive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averag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s and earnings or between prices and assets.
But those historical averages may well have been massively distorted by the share-price inflation of the dot.com bubble of the late 1990s and the cheap-money bubble of the mid-noughties.
So if those speculative bubbles are viewed as aberrations, shares may be expensive.
Or take gold.
If we are in for a period of slow steady recovery, in which interest rates rise, gold is greatly over-valued.
But if the dollar and sterling were to plunge – well, gold would glisten even more than it has.
Two ‘certainties’
Is there no forecast that can be made with confidence?
I suppose there are just two about which I feel a bit more certain.
The first is that the Chinese currency must surely rise. China’s authorities will surely be unable to keep the cork in the bottle, when their economy looks so much stronger than the US’s.
Second, even without a sterling crisis, the interest rates pai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must surely increase and the price of gilts (of all maturities) must surely fall.
Gilt prices have been boosted by investors’ curious conviction that lending to governments like ours was safer than lending to banks or to the private sector.
But now that the penny has gradually dropped that the banks and public sector are more or less indistinguishable,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iny bit cheaper and easier for banks to borrow and it will probably become harder and more expensive for governments to borrow.
Update 1145: A number of you spotted a typo which I have now corrected. I wrote that the “price of gilts… must rise”, when I meant to say that they must “fall”. Sorry for the confusion.
为什么房价居高不下
妈妈来电话说：“现在北京的房价简直涨疯了。买房子好像买白菜一样。虽说一直嚷着信贷紧缩，但房价仍然只升不降。四环以内已经没有每平方低于2万的房子了！”
我听了觉得很恐怖，因为这说明房地产的泡沫越来越大了。如果按照去年这个时候经济学权威机构的预测，正常的话，今年的房市应该回落，房价下降才对。看这段：
“第四、居民房产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在2008年的巨幅缩水将在2009年产生强烈的财富效应，使消费下降。计量研究表明，中国自2002年以来，财富效应逐渐出现，虽然其系数较小，在2005-2008年期间，居民财富每减少10%，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2%。2008-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缩水程度达到60%以上，股票市值减少13万亿，与此同时房地产价值预计缩水15%左右，使居民总财富缩水在12-18%区间。这将意味着消费将由此减少2.4-3.6%的支出。
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大幅度调整将全面爆发，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下滑和供给放量必然导致2009年房地产市场进行市场结构、投资规模以及成交价格得多重深度调整，该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深度下跌，将使中国固定投资规模出现超预期的下降。
这一年，房地产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也将加大。从资金面看，房地产资金的逆转将使房地产市场面临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从而加速房产价格和营销模式的改变。从2007年12月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开工面积扩大、土地储备大幅度增加以及开发成本激增等原因，应付款累计增速就开始提升了，而在2008年2月由于企业盈利增速放缓、银行信贷紧缩以及民间拆借成本上涨等因素资金来源增速开始下滑，到2008年3月，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低于应付款累计增速，资金面开始恶化，并且这种状况持续扩张，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与应付款累计增速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资金来源之间的动态变化的关系证明，房价提升将使资金来源越多，而房价下降将使资金来源紧缩，一旦中国房市价格下降的趋势形成，超过一定的临界点，那么资金来源将加速下滑。如果没有外部力量进行干预，到2009年初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与应付款累计增速之间的缺口加速扩大必将使大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这种资金链的断裂就意味着中国房地产的“硬着陆”，意味着中国固定投资的21%将消失，25%的全社会贷款将成为不良贷款，1.4万亿左右的地方预算外财政收入将消失。虽然这种极端的景象不会发生，但是房地产将在2009年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是必然，而这势必会引起房地产投资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但是现在市场表现却正好相反，至少在北京这样的一级城市里。房价疯长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资金来源和应付款之间的缺口确实已经越来越大，为了弥补这个缺口，本已元气不足的地产商才要继续拼命扛住房价上扬，以此来缓解资金链上的险情。而房子，大多被富裕的投资者买走，真正需要住房的老百姓只能望房兴叹。
中国撼动世界——饥饿国度的崛起-01
中国撼动世界——饥饿国度的崛起，作者James Kynge是伦敦金融时报98-05年驻中国记者站的主管，他第一次到中国是1982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去山东大学学汉语，85年从爱丁堡大学东方语言部毕业后一直从事和中国相关的工作。
这个周末我一口气把这本购于2006年11月8号的书又读了一遍，其实我这几年就一直在做着这样重复阅读的傻事，因为第一遍碍于语言往往是囫囵吞枣，后来的阅读才真正品出滋味。
其实这篇文章酝酿了很久，一来是因为月初的谢菲尔德行我自己感觉还没有完全说尽，二来，要说尽想说的必须得再多读一些参考资料。所以我只能压缩睡眠时间，看了一百多页的谢菲尔德08总体规划报告和这本旧书。昨天夜里读完这本书结尾的第九章，我失眠了，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心里实在太激动也太感慨了。本想索性不睡了，爬起来把这篇日记写掉，但今早是很重要的学术大论文定方向的会，得用脑子，不能怠慢，所以我还是强压着一肚子感慨睡了，做了一夜考高数的梦，解微积分。早晨醒来觉得比不睡还累，哈哈。
刚刚又想写，不过还是把自己的表达欲强压下了，画了一晚上图，好几个关键的几何都解决了，我的兴奋点又上来了，看看表已经是这个时候了，估计我一高兴，说不定一口气就把明天要上CNC的模型整出来了。 算了，我也不跟自己较劲了，最近不可能有时间写这本书和未尽的谢菲尔德了，大家能找到这本书的找来看看吧。国内没有译本，但台湾出了繁体版，网上就有卖的。
真是好书！